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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近几年华工448汉语写作与知识百科出题变化趋势 ②华工448汉语写作与知识百科中国近代翻译理论 ③如何使用参考书目以及备考的小技巧 ④课时6中国翻译理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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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：中国近代翻译理论
一.明清之际的翻译 在明末清初的翻译高潮中，最著名的有徐光启、李之藻、杨廷筠、王徵等人。但是， 他们的主要译著和有影响的译著，却不是“圣教”类著作，而是西方科技类著作。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，即是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工作。在很多读者的心目中，甚至忘了他们也是耶稣会士。
1.徐光启 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《几何原本》。 他的翻译思想有两大特点： 一是求知，求真理，“裨益当世”, 二是抓重点，抓“急需”，并能从哲学方法论角度着眼。他认为，翻译工作就是虚心吸取别国的长处，a将他们多年积累的科技成果以最快的速度为我所用，以此超越前人。 在《历书总目表》中，不仅提出了翻译西洋历书必须分别轻重缓急、循序渐进的见解，而且更以极其明确的语言提出了光彩耀目的翻译思想: 臣等愚心以为；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先须翻译。也就是说，只有通过翻译才能“会通”（学习与掌握），只有“会通” 了才能“超胜” （超越于争胜）。
2.林则徐 鸦片战争时期杰出的爱国者林则徐（1785—1850年），被人称为近代中国“开眼看世 界的第一人”。他是福建侯官（今福州市）人，字无抚。他曾把司马光《谏院题名记》、 韩愈《师说》等译成满文，名扬京师，“钦取翻译第一名”。 在广州禁烟期间，他“日日使人刺探西事，翻译西书，又购其新闻纸”。（见魏源《圣武记》）金安清的《林文忠公 传》也说：“公独设间得其新闻报及外洋记载，通以重译，能中其窥要，而洋人旦夕所为，纤悉必获闻。西酋骇为神助。”林氏的这些活动，被称为中国人“讲求外国情况之始”（康有为语）。 另外，他还组织人翻译了一些外国历史、地理方面的书籍。虽然没有留下有关翻译的论述，但他在抵抗列强侵略的斗争中最早提出了 “师敌之长技以制敌”的 思想，他从事翻译的意旨在于借鉴西方，目的是“制敌”。这一思想对中国近代译学理论具有极深远的影响。
二.甲午战争前后的翻译 中国近代对翻译理论作岀最大贡献的，主要是维新派人士。维新派人士中，有的人一 开始也是参加过洋务运动的，后来才反对洋务派的错误政策，成为著名维新人士。像马建 忠、严复等人便是这样。
1.马建忠 马建忠（1845—1900年），字眉叔，江苏丹徒（今镇江）人。光绪二年（1876）,被派往法国留学。精通英、法、拉丁语，亦谙希腊文。 他的名著《马氏文通》是我国第一部以西方语法理论比较全面、系统地研究古代汉语的语法著作，对中国语言学史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。而他在甲午（1894年）海战那年冬天写的《拟设翻译书院议》一文，是中国近代译学史上的名篇。 目睹了甲午海战之败后的马建忠，指出了翻译西书的首要目的一一反抗外国的欺辱，并战胜之！该文对中国译学的新贡献，在于他强调译事之难的同时，提出了 “善译”的标准。
2.梁启超 维新派的另一位首要人物是梁启超。梁启超（1873—1929年），字卓如，号任公，广东新会人。他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，一代杰出的大学问家。他的一生，尤其是前半生，对我国思想界、文化界各方面都影响极大。他翻译的东西不多，但在翻译评论和翻译史的研究方面，却作出重大贡献。 他提出救亡图存，必须发展翻译事业，培养翻译人才，制定当译之书，并统一翻译名词术语；提倡翻译政治小说，启发民智；主张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去翻译外国著述。
3.严复 严复（ 1854—1921年），字又陵，又字几道，福建侯官（今福州）人。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这一时期内，他激于爱国热情，通过译书、作政论、办报纸，宣传变法维新思想，攻击封建专制，提倡科学民主，全面提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主张，成为当时维新运动的出色思想家和宣传家。而最使他一举成为全国著名人物的，是他在1897年发表的译著《天演论》。随后，他又翻译了亚当-斯密的《国富论》、斯宾塞尔的《群学肄言》、欧克斯的《社会通诠》、耶芳斯的《名学浅说》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，共约200万字，成为中国近代翻译大家，和系统介绍西方思想、文化、制度的第一人。 严复是我国翻译史上明确提出翻译标准的人。他在《天演论》卷首的《译例言》的 第一段中，便指出：译事三难：信、达、雅。求其信，已大难矣。顾信矣不达，虽译犹不译也，则达 尚焉。海通以来，象寄之才，随地多有；而任取一书，责其能与于斯二者，则已寡 矣。其故在浅尝，一也；偏至，二也；辨之者少，三也。 在严复的“信、达、雅”标准中，信是忠实，达是通顺，译文首先要求忠实，其次要求通顺，使读者能看懂。雅，是本于《论语•述而》里的“子所言雅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执礼，皆言雅也。”所谓“雅言”，就是诸夏的话。孔子教学生都用诸夏的话，别于各地方言。“求其尔雅”中的“尔雅”是近正，正即雅言。“雅”若就本义来说，就是用全国通行的规范化的语言进行翻译。然而，严复对“雅”字的解释，却不是这样。他把“雅”说成是“用汉以前字法句法”，译文力求典雅，但却使人费解，这就不对了。问题在于鄙薄通俗文字及口语。他在《大演论》卷首的《译例言》中公开宣 称：“用进世利俗文字，则求达难，往往仰义就词，毫厘千里。”梁启超曾劝他译书“改从通俗”，他颇不以为然，说他自己的译作“非以鏑学童而望其受益也。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，”“若徒为近俗之词，以便市井乡僻之学，此于文界，乃所谓凌迟，非革命也”。在他看来，文字越古奥能达意，这是一种复古思想。
“信、达、雅”三字理论的提出，继往开来、言简意赅，意义重大，影响深远。 梁启超说：“近人严复。标信、达、雅三义，可谓知言。”（《佛典之翻译》） 郁达夫甚至说： “信、达、雅的三字，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，尽人皆知。”（《读了玲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》） 周作人也说：“信达雅三者为译书不刊的典则，至今悬之国门无人能损益一字，其权威是已经确定的了”（《谈翻译》）。 对于严复的“信、达、雅”理论，包括“雅”，只要加以改造与合理的解释，是仍然可以作为翻译的标准的。事实上，后来不少现代翻译工作者也正是这样做的。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。
4.林纾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，林纾是与严复并列的大译家。 林纾在近代文化史上最大而不可磨灭的贡献，是最多、最集中地介绍了西方文学作品。据说，1897年林纾中年丧偶，郁郁寡欢。友人王寿昌从巴黎回国，与他谈起法国文学，盛赞《茶花女》，他主动提出合译（《见巴黎茶花女遗事引》）。此书一出，“而众哗悦，林亦欣欣”，从此与翻译结了不解之缘。据统计，林纾一生翻译的西洋小说有180余种，共一千数百万字，是其他译者无可企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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